国家卫健委昨日就优化生育政策问题召开发布会。近年来，我国出生人口持续走低，受多方因素影响，其中，生育旺盛期妇女总量下降为重要因素，且女性生育意愿在持续走低，而产假进一步延长，也带来不少对于女性就业权益的担忧。专家指出，育儿分担机制必须明确，否则可能影响女性的收入保障，甚至加重女性的就业歧视。

新生儿减少重要原因是育龄妇女数下降

昨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就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的进展和经验做法情况举行发布会。

根据最新的人口数据报告，我国近年来人口持续降低。国家卫健委人口家庭司副司长杨金瑞表示，出生人口下降是多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

首先是育龄妇女，特别是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规模下降。“十三五”时期，20岁至34岁生育旺盛期妇女年均减少340万，2021年相比2020年减少了473万。这是带动出生人口数量下降的重要因素。

其次是年轻人婚育观念显著变化。当前，90后、00后作为新的婚育主体，绝大部分成长和工作在城镇，受教育年限更长，面临的就业竞争压力更大，婚育推迟现象十分突出。婚姻推迟增加了女性终身不婚的可能性，进一步抑制了生育水平。同时，生育意愿持续走低，育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2017年调查为1.76个，2019年调查为1.73个，2021年调查降到1.64个。

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偏高加重了生育顾虑。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住房、教育、就业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居高不下，加大了年轻人生育顾虑。相关配套支持政策不太衔接，托育等公共服务不太健全，让许多年轻人在生育问题上犹豫不决、望而却步。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健表示，未来一段时期，1981-1997年间高出生队列仍是我国育龄妇女的主体，但后续进入育龄期的妇女数量在缩减，由此导致育龄妇女总数持续下降，内部年龄结构趋于老化，尤其是20-34岁生育旺盛期育龄女性规模在2030年前下降明显，这将给出生人口带来较大下行压力。

此外，近年来，我国的生育率下降也比较迅速，一孩总和生育率下降抵消了二孩总和生育率上升的效果。未来能否平缓出生人口下降趋势，需要加快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建设，缓解群众面临的压力，推动适龄婚育，提振生育水平。

产假延长要明确假期的成本分担机制

虽然育龄女性在提高生育率上起重要作用，但不少女性却对生育政策调整后产假延长感到担忧，认为会进一步加剧就业市场上的性别不平等，损害女性的就业权益。

宋健称，带薪产假作为一种重要的生育时间支持的措施，在家庭的内部有助于夫妻之间时间的安排，对母亲产后的健康恢复以及新生婴儿得到妥善照顾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产假延长反而引发焦虑，关键在于能不能实现带薪产假真正落地，特别是要明确假期的成本分担机制。能不能在假期期间保障女性的收入，女性在休完产假之后能不能顺利返回到原岗位，她的职位和她原来的收入不受到影响，因此，育儿分担机制是必须要明确的，否则可能就会影响女性的收入保障，甚至是加重女性的就业歧视。

各地目前进一步明确生育相关假期成本分担机制，生育成本要由国家、企业和家庭共同分担，要利用多种措施，比如政府的补贴、税收减免手段，也要适当分担一下用人单位的成本，减轻家庭特别是育龄女性的后顾之忧。

新冠疫情对出生人口的影响有待观察

新冠肺炎疫情持续两年，是否对近年来我国出生人口造成影响？

杨金瑞介绍，初步判断，疫情的影响主要是直接的和间接的两个方面。比如对未来的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性的增加，就使得家庭对未来的生育可能会很犹豫，也会降低人们的生育意愿。新冠肺炎疫情会直接或间接减少家庭成员的收入，使得育儿成本对生育的影响更加突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间有很多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单位的效益不好，不光影响到家庭成员收入，也会增加对生育的恐慌或畏惧。还有一些人会担心在疫情期间母婴保健、孕产检查等这些常规的服务会受到影响。这些因素都会促使群众选择推迟甚至是取消生育计划。

去年以来，国际上也有很多研究，关注到新冠肺炎疫情对死亡率、生育率等造成的相关影响，中国的学者也一直在关注这方面问题。目前大多数研究表明，新冠肺炎疫情对出生产生的影响是负面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出生人口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育龄妇女

“十三五”时期，20岁至34岁生育旺盛期妇女年均减少340万，2021年相比2020年减少了473万。这是带动出生人口数量下降的重要因素。

婚育观念

90后、00后作为新的婚育主体，绝大部分成长和工作在城镇，受教育年限更长，面临的就业竞争压力更大，婚育推迟现象十分突出。

生育意愿持续走低，育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2017年调查为1.76个，2019年调查为1.73个，2021年调查降到1.64个。

支持政策

各地目前进一步明确生育相关假期成本分担机制，生育成本要由国家、企业和家庭共同分担，要利用多种措施，比如政府的补贴、税收减免手段，也要适当分担一下用人单位的成本，减轻家庭特别是育龄女性的后顾之忧。

焦点1

我国人口红利消失了吗？

杨金瑞表示，人口红利本身是一个人口经济学的概念。某种意义上，也可以把人口红利叫作“结构红利”。

人口的年龄结构可以分为三块，中间的一块是劳动年龄人口，另外是少儿人口，还有老年人口。所以，在人口转变过程中，一方面生育率下降使得少儿人口的比例大幅度下降，同时老年人口比例原来还没有那么高，就造成了中间劳动年龄人口的占比特别高的局面。这个局面叫作人口红利机会窗口期，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机会窗口，不一定真正能够成为红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充分抓住了人口红利机会窗口期，收获了人口红利，也促进了中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

我国现在的出生人口下降，在0-14岁少儿人口这块比例还会继续下降，同时我们的老年人口比例上升迅速。中国目前仍然处在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期，但是这个窗口期即将关闭。

未来，要把结构红利转为更长久的质量红利，充分挖掘人口中的老年人口、女性人口，要把人口红利中的老年红利和性别红利充分实现出来。

焦点2

生育政策是否继续调整？

杨金瑞称，人口问题是国之大者，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发展的大事情。我国始终坚持人口与发展综合决策，科学把握人口发展规律，立足人口基本国情，不断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

当前的主要任务还是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决定》，实施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减轻群众生育养育教育方面的负担，更好地满足群众生育意愿，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焦点3

哪些政策可以借鉴？

杨金瑞介绍，从全世界角度来看，欧洲最早经历了生育转变，生育率从高水平降到低水平，当生育率降到1.5，甚至更低的时候，欧洲的学者提出了“低生育率陷阱”概念。

目前，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面临着低生育率的挑战，也分别采取了各种措施来应对低生育率。

把所有国家的措施概括来看，大概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时间支持，包括产假、育儿假、陪产假等相关的假期制度。第二类是经济支持，包括给儿童的津贴、给家庭的津贴以及给父母的各种照护津贴，还有税收减免的政策。第三类是服务支持，包括社区的托幼、公立托育机构、居家帮助、课后照顾等。由于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背景不同，政策采取的侧重点不同，效果不一而足。

如果考虑我国能有所借鉴的政策，推进性别平等、平衡工作家庭冲突以及促进家庭发展的这些政策，对于生育水平的提升都有所助益。

当前，我国正在深入研究和借鉴国际上的成功经验，我们现在所采取的发展普惠托育的政策，在各地已经修订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里延长产假、设置育儿假等，都是对其他国家经验的借鉴。但中国的人口体量庞大，有自己的国情，一些经验不能照搬，要采取符合国情的措施，特别是从地方入手来探索自己的经验。

新京报记者 戴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