濒危物种保护40年：国家公园成为新的开始

灭绝的警示灯，近年一直环绕着中华鲟。2017年至今，我国已连续4年未监测到“水中大熊猫”的自然繁殖。

中华鲟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1.5亿年。20世纪70年代，长江中华鲟有近一万尾，80年代减少到2000尾左右，90年代只剩下200-300尾。

“拯救”它们的方法是人工繁育。同样的手段已在大熊猫身上取得了成果——随着人工繁育大熊猫数量的快速优质增长，大熊猫受威胁程度等级从“濒危”降为“易危”，实现野外放归并成功融入野生种群。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COP15）上，我国公布了首批五个国家公园名单。位列其中的“大熊猫国家公园”整合了多个自然保护区，将为大熊猫提供更大尺度的生态系统。

清华大学国家公园研究院院长杨锐表示，生物多样性包含三个层面——基因、物种和生态系统。国家公园是对生态系统的保护，而不是对单一物种的保护；但生态系统保护好了，野生珍稀濒危物种也会得到保护。

“国家公园”提出的背后，是濒危物种保护理念的新拓展。在专家看来，第一批国家公园的发布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但并不是终点。

2020年11月，大熊猫国家公园管理局发布消息称，雅安蜂桶寨片区工作人员在整理红外相机资料时，发现野生大熊猫母子同框活动的珍贵画面。图/IC photo

从常见到濒危：灭绝是一个过程

我国濒危物种保护历程，可追溯至40年前。

1973年3月3日，80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华盛顿特区的一次会议上，商定出《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的文本，旨在通过对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及其制品的国际贸易实施控制和管理，促进各国保护和合理利用濒危野生动植物资源。

中国于1981年1月加入《公约》，同年4月8日，《公约》对中国生效。次年，相关条款写入了《宪法》中。

回顾我国的濒危物种保护工作，通过开展濒危物种保护进行绿色扶贫的质兰基金会秘书长张颖溢认为，它与我国1970至1980年代开始的改革与发展基本同步。

1984年前后，已经在我国野外灭绝的麋鹿从英国重回故土。对外赠送或租借大熊猫、朱鹮、金丝猴，将国外圈养的麋鹿和野马引回国内等措施，直接推动了我国与发达国家野外调查、栖息地保护、繁育拯救等方面的合作。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我国建立起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并在全国设置14个野生动物救助繁育中心和400多处珍稀植物种质种源基地。

灭绝是一个过程。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曾岩表示，“物种不是突然灭绝的，而是组成它的种群一个接一个地消失。种群灭绝是生物多样性资本损失最敏感的指标之一，却被很多人忽视。”

在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曾岩提到，濒危物种的保护范式目前主要有两个，一个针对衰退种群，另一个针对稀有物种小种群。针对衰退种群的保护工作，可以在消除威胁因素后恢复种群。然而，小种群面临的灭绝威胁往往是随机灾害，通常难以预测，只有针对性的保护行动才有助于避免其灭绝。

以中华鲟为例，长江水产研究所首席科学家危起伟认为，河道冲刷、航道疏浚与挖沙、防洪及城市景观工程等人类活动使中华鲟仔稚鱼栖息地丧失，进而导致补充群体减少，造成繁殖群体持续萎缩。拯救中华鲟，要恢复人工群体的生物学自然特性，大幅度提升科学有效的人工增值放流，改善产卵场环境，恢复其自然繁殖，从而延续和恢复中华鲟的自然种群。

COP15召开期间，在长江生物多样性科普展上，一幅由危起伟制作的长江鱼类分布卷轴图展示了不少珍稀物种的生存状况。危起伟介绍，水生生物面临着比陆生生物更大的威胁，长江白鱀豚、白鲟、鲥鱼等从长江消失之后，许多物种也危在旦夕。

“相较于极小种群的动物保护，植物保护其实存在一定的优势。因为动物保护的条件相对更为严苛。”国家林草局珍稀濒特森林植物保护和繁育、云南省森林植物培育与开发利用联合重点实验室主任杨文忠说，植物可采取嫁接、扦插、压条、分株等无性繁殖手段，但动物的人工干预就十分有限，一些种群甚至在人工干预后也无法保证延续。

保护的关键，是让它们繁殖下去

杨文忠的电脑里存着一种植物的资料图，这是一种当地特有的果子，名叫富民枳。它的原生地只有滇中高原富民县老青山周边海拔2100米至2400米的区域。当地人常将富民枳的果子切片晾干，做泡饮或煮汤，有生津止渴的作用，因此不少农家将山间缝隙的富民枳移至家中种植。

2003年和2018年，杨文忠两次带队负责全国极小种群野生植物调查，均未发现野生富民枳的痕迹，“当时我们提议，宣布富民枳在原生地已野外灭绝。”《云南省极小种群物种拯救保护规划纲要（2010-2020年）》等文件中，富民枳被列为优先拯救保护的“极小种群野生植物”。

杨文忠说，研究人员曾在农户家中发现了8株“圈养”的富民枳。仅有的几棵富民枳成为育种的唯一来源。科研人员小心翼翼，生怕种植失败，每次移植还要有意识控制数量。如今，技术人员应用种子繁殖、扦插繁殖等技术研究，培育富民枳容器苗20000余株，种子繁育成活率可达90%，扦插成活率达50%，嫁接成活率70%以上。

人工繁育是挽救众多濒危物种的有效手段之一。

在青海，祁洪芳已经用了28年守护一个濒危物种——青海湖裸鲤。人工繁育成为保护青海湖裸鲤的关键。

青海湖裸鲤。图/IC photo

“青海湖裸鲤资源的原始蕴藏量约32万吨。随着捕捞强度的增加和生态环境的恶化，上世纪90年代末，资源量已不足3000吨。”祁洪芳是青海湖裸鲤救护中心实验室主任，她介绍，进入新世纪后，青海省政府对青海湖实施了零捕捞的封湖育鱼政策，并开展人工增殖活动和过鱼通道建设，青海湖裸鲤资源量由2002年的2600吨增加到2020年的10.04万吨。

在濒危物种的保护方面，祁洪芳认为，在建立保护区的同时，要加强保护区栖息地的生态监测，运用人工措施开展人工繁育，加快物种恢复进程。

同样，植物育种繁殖也有自己的难题。一颗种子想要萌发生长，还可能遭遇“自毒作用”和“环境筛”两个效应的历练。

杨文忠说，“自毒”是植物防止结出的种子侵占植物本体有限的生存空间，自我筛掉一批种子；“环境筛”则是萌芽后的植株难以承受环境风险，成长过程中被环境自动筛选掉。这也使本就稀有的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繁衍变得更加困难。

以云南蓝果树为例，被发现时全国仅剩8株、两个种群。杨文忠及同事建立240平方米的种苗繁育基地，完成有性和无性种苗繁育技术研究，成功培育云南蓝果树苗木3000株以上。

云南蓝果树。受访者供图

为濒危物种留活路

除了人工繁育外，就地保护、迁地保护、近地保护、建立保护区等保护措施，也为保护濒危物种提供了更多可能。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至今，我国已建立5个长江江豚迁地保护地，迁地群体总量超过150头。“迁地保护是目前长江江豚最有效可行的保护方式，无论是管理部门还是学术界，都在这个理念上达成共识。”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张先锋说。

从相对不易控制的自然环境，迁移到可以管控的半自然环境，通过改善“吃住条件”，让濒危物种休养生息。张先锋认为，迁地保护区中江豚数量稳中有升，证明了迁地保护的作用。

近年来，我国先后建立了一批具有迁地保护性质的保护区和保护湿地。比如湖北长江天鹅洲白鱀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湖北洪湖老湾故道、安徽安庆西江等多个江豚迁地保护区和保护场。

今年春季，农业农村部组织实施了最大规模的迁地保护行动，共从天鹅洲故道向7个迁入点输出长江江豚19头。“随着迁地保护区江豚数量的增加，我们也要考虑做好种群管理计划，避免近亲繁殖产生种群衰退，需要把各保护区的江豚进行个体交换。”张先锋说。

随着长江十年禁捕的开展，渔业资源得到有效恢复，但航运、挖沙、水利设施等影响江豚生存的因素依旧存在。张先锋坦言，希望若干年后，迁地保护的长江江豚达到一定数量，长江干流的自然环境得到改善，再让江豚回到长江的自然环境中。

2021年10月8日，长江江豚在湖北省宜昌市葛洲坝(600068,股吧)下游大江水域逐浪嬉戏。图/IC photo

除了江豚，栖息于青海湖周边地区的中华对角羚也面临困境。上世纪初，中华对角羚曾广泛分布于内蒙古、青海、宁夏和甘肃等地区。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和人为因素，这一珍稀物种一度仅存200余只。

今年4月，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管理局公布了2021年度的监测结果，共监测到中华对角羚2560余只，种群数量14年间增长约9倍。

“现在，我们在315国道上就可以看到它们的身影。政府曾划出5000亩草场建设中华对角羚保护救治中心，因湖水上涨，保护中心从青海湖鸟岛迁到了青海湖南侧，现在这里有70余只对角羚。”青海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葛玉修说。

长期以来，牧民家养的羊与对角羚争夺草场和水源，密布草原的网围栏等设施也破坏着对角羚的生存空间。

“我曾亲眼目睹老幼对角羚因跨越不过网围栏而无奈徘徊的场景，也见过不少挂死在网围栏上的对角羚。”葛玉修曾建议，采取补偿机制，动员牧民降低网围栏的高度，去掉顶部刺丝。

如今，网围栏由过去的1.5米降至1.2米左右，这让中华对角羚基本适应。此外，青海已建立2个中华对角羚特护区、7个中华对角羚饮水池，解决对角羚冬季饮水问题。

濒危植物的保护也一样。杨文忠表示，植物保护的探索是这样一个逻辑：就地保护体系，最大程度保护野外种群；迁地保护体系，奠定种群恢复基础；近地保护体系，快速保存扩大种群数量；最终探索回归野外，实现种群恢复重建。

青海湖草场上的中华对角羚。受访者供图

国家公园设立，“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10月12日，在COP15大会上，我国首批五个国家公园名单公布。北京林业大学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教授雷光春表示，国家公园的建设考虑了动物对生态系统的需求，包括动物在不同阶段对栖息地和迁徙通道的需求。

目前，野生动物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栖息地片段化，国家公园强调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原真性保护，使栖息地片段化的问题得到有效破解。比如，大熊猫国家公园把很多大熊猫自然保护区整合在一起，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大熊猫种群交流限制的问题。

雷光春称，此次第一批国家公园的发布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此次首批5个公园都是山地生态系统，将来对湿地生态系统、海洋生态系统在布局上需要重点考虑”。他解释，湿地系统可以保护鹤类、珍稀鱼类、水生生物等。

中国未来还有哪些区域有潜力建国家公园？雷光春认为，国家林草局在前期做了比较系统的分析，在全国一万多个保护地中，根据生态系统的代表性和空间布局，优选了约60个，目前还在进一步酝酿之中。

清华大学国家公园研究院院长杨锐表示，生物多样性包含三个层面——基因、物种和生态系统。就国家公园本身来讲，它实际上是对大尺度的生态系统的保护，而不是对单一物种的保护，不过生态系统保护好了，野生珍稀濒危物种也会得到保护。“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虽然是以这一个物种的名称来命名，但仍然是对东北虎、豹和大熊猫栖息地和它们所在的生态系统的保护。”

另外，他建议国家公园全面提升治理能力，设立“园警”制度。“国家公园面积很大，比如三江源国家公园接近20万平方公里，公园里面需要综合执法。”他说，国外的“园警”有综合执法权，部分“园警”学历较高，甚至有生物学、生态学的博士，他们可以一边执法，一边进行自然教育。

“我认为，第一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是‘万里长征’走的第一步，下一步就是如何走出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治理的道路”。杨锐说，中国人口多、密度大，国家公园也都在老少边穷地区，一定要在生态保护第一的前提下，探讨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治理模式，把生态保护和社区的生计结合起来，形成良性互动的方式。

成效之后：需用科学的手段尊重自然

2000年以来，中国实施了15个野生动植物重点拯救项目，包括大熊猫、朱鹮、老虎、金丝猴、扬子鳄等。目前，全国共建立各类自然保护地近万处，约占陆域国土面积的18%。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65%的高等植物群落和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类得到有效保护。

“我们现在的保护不仅是防盗猎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加强对栖息地的保护。”中国人与生物圈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周海翔认为，用科学的手段尊重自然，或许是保护濒危物种的最好方式。

认识自然是基础，但目前人类对于自然的认识还存在一定偏差。周海翔举例，鄱阳湖是中国最大淡水湖和重要湿地，也是东亚-澳大利亚西候鸟迁徙路线上的越冬地和停歇地。每年的秋冬季，鄱阳湖都会进入枯水期，但实际上，鄱阳湖还会存在周期性更长的枯水期。

“我们不能一遇到周期性长的枯水期，就要建坝建闸，这些工程会严重影响鄱阳湖冬季的水文条件，给候鸟迁徙和栖息带来危害。”在周海翔看来，在栖息地的保护上，“不带建设”的保护意识和行为尤其重要。

此外，人为通过种庄稼或者投食，来吸引和留住鸟类，也是违反自然规律的做法。“好比这个地方的生态系统只能容纳500只鸟，刻意投喂玉米、种莲藕，让鸟类数量达到1000只，这种做法没有意义，它从根本上破坏了物种之间的平衡关系。”

自然界中，物种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多个物种组成一个稳定的生物群落，形成的原因在国际上有几种理论解释：一种是随机自然生成的中性理论，另一种是植株高低搭配的生态位选择结果。

作为植物学家，杨文忠认为，不能忽略植物之间的信息交流，“无论是通过挥发性物质，或是其他物质交换，植物之间是有‘语言’的。”杨文忠说，从生物多样性保护角度看，少了一个物种就缺少了一个交流者，保护极小种群看上去只是保护了某个物种，其实是在保护自然生态系统，在保护我们的生存环境。

周海翔认为，只有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们才能学会与动物、自然和谐共生。

新京报记者 张建林 张璐 马瑾倩

编辑 白爽 校对 柳宝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