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通胀中的人口因素

文 / 洪晓文

在一个人口老龄化加速到来的世界，人口因素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我们对未来宏观经济的判断？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大多数主要经济体都采取了大规模的刺激计划，引发全球通胀预期不断升温。但在经济逐渐复苏、疫情影响逐步消退后，通胀是否真能如许多央行所愿地回归更低水平呢？造成通胀上升的因素主要是经济政策还是人口变化等结构性因素？

在《人口大逆转》一书中，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银行和金融学荣休教授查尔斯·古德哈特与曾任摩根士丹利董事总经理的马诺杰·普拉丹，基于人口视角的观察，给出了上述问题的答案。

古德哈特与普拉丹指出，过去三十年，全球通胀和利率下行，国家间的收入不平等缩小，这些发展成果主要都来源于世界人口红利和全球化红利，而世界人口红利则来自于中国和东欧国家加入世界贸易体系，向世界劳动力市场释放了大量劳动力。与此同时，发达经济体内部出现的两大人口特征，也助推了全球劳动力供给的增加。一个是由于二战后出生率的下降，发达国家人口抚养比（被扶养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之比）持续下降；其次是劳动年龄人口中从事有偿工作的女性比例增加，许多社会经济领域的劳动人口中，女性的参与率提高了。

然而，随着发达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的出生率逐步下降，古德哈特与普拉丹预测，未来30到40年，出生率将低于人口更替水平，许多国家的劳动力增长会大幅下降。在主流的宏观经济学短期预测中，劳动力数量往往是给定的外生值，其变动总是被忽略不计。但古德哈特提醒学界，若要预测未来十年甚至更长远的经济趋势，人口是至关重要的内生因素，上述人口结构的变化都将对生产率和经济增长造成冲击。

与主流的老龄化理论范式侧重研究国内劳动力减少的影响和养老负担的应对之策不同，古德哈特从全球层面考虑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并创造性地提出，全球化进程的放缓将加剧老龄化。这是因为，随着许多国家民粹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的兴盛，以商品和服务跨境流动、人员迁移和资本流动为招牌的全球化将在一些国家遇阻。其次，虽然制成品和一些服务可以在其他地方生产，然后“运输”到目的地，但在照护老人方面，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两种因素使得发达国家将越来越依赖本国日益减少的劳动力资源。

而根据本书的理论，这样的劳动力供给短缺叠加美国、日本等国为应对疫情采取的超宽松政策（由此带来货币过快增长），将进一步提升通胀水平。例如在美国，失业救济金如此之高以至于人们不愿意接受低收入的服务业工作；在英国，许多低收入的工作和服务基本上由东欧移民完成，但由于疫情，他们中很大一部分已经回国。因此，古德哈特判断这些国家的工资会开始上升，出现劳工地位提升导致劳工议价能力重新增强的情况，进而使得通胀持续高于大多数央行的当前预期。

由此，全书的核心问题便可抽丝剥茧而出：全球“人口大逆转”带来的老龄化趋势将使全球通胀的可能性加大。因为出生率下降、老年人比例增加意味着全球抚养比的上升, 那么只消费不生产的被抚养者（儿童和老年人）对通胀的作用将超过劳动人口的产出带来的通缩效应（劳动人口产出大于自身消费）。

事实上，古德哈特与普拉丹并未否认技术、资本等因素对老龄化的抵消作用，但他们强调自动化是对全球劳动力的补充而非替代，尤其在老龄化社会，日益重要的老年护理是一项劳动密集型工作，而目前的技术条件还很难满足复杂的养老需求。

或许我们会认为作者过于悲观地低估了技术升级迭代的速度以及自动化的发展空间。但毫无疑问，两位作者将人口结构与老龄化趋势纳入宏观经济的分析框架，并用其解释通胀预期水平的尝试，能够帮助我们穿透疫情的迷雾，以一个别样的视角瞭望全球经济的远景。“无论如何，未来将与过去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