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部省份接连降低落户门槛 除了“人口红利”还需要“人才红利”

　　[ 湖北省十年人口增加514830人，增长0.90%，年平均增长率仅为0.09%。 ]

　　湖北、安徽、河南、四川等中西部省份接连降低落户门槛，以应对少子化、老龄化问题，增加人口总量，改善人口结构。

　　湖北省发改委近日印发《2021年全省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工作要点》（下称《工作要点》），指出要深度放开放宽城市落户限制。取消除武汉市外全省其他地区落户限制，进一步降低武汉市落户门槛，实行省内户口迁移一地办结机制。

　　人口专家指出，各地不仅要靠人口总量的数量优势来支撑，更重要的是，要靠人口素质的质量优势来夯实经济发展的基础。

　　湖北及时调整落户政策

　　为了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全面融入城市，湖北提出，全面取消不合理落户限制，实行基本条件准入制度。

　　《工作要点》称，要深度放开放宽城市落户限制，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以城市存量农业转移人口为重点，全面取消不合理落户限制，实行基本条件准入制度。取消除武汉市外全省其他地区落户限制，进一步降低武汉市落户门槛，实行省内户口迁移一地办结机制。

　　今年3月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胡祖才表示，要继续降低落户门槛，实现“愿落尽落”。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推动稳定就业居住的农业转移人口有序落户。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确保外地与本地的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标准一视同仁；城区常住人口300万至500万的I型大城市，落户条件要全面放宽。

　　人口专家、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院长董玉整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即将全面实施的三孩生育政策，湖北通过降低落户门槛的方式增加人口总量，改善人口结构，保持人力资本禀赋优势，具有一定积极意义。

　　第一财经记者查阅湖北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下称“七普”）数据发现，该省十年人口增加514830人，增长0.90%，年平均增长率仅为0.09%。而老龄化程度却在持续加深，60岁及以上人口为1179.50万人，占20.42%（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842.43万人，占14.59%），10年来老年人口比重上升了6.49个百分点。此外，湖北省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3632.04万人，占62.89%，居住在城镇的人口比重低于全国水平（63.89%）。

　　董玉整认为，七普的系列数据揭示了湖北调整落户政策显得迫切又及时，接下来还要看两点：一是落实得是否彻底，是否全面，是否积极有效，能否符合甚至超出预期；二是在具体落实过程中是否有创新，是否赋予这些政策以丰富的内容和多彩的形式。

　　武汉需继续释放人才红利

　　与此同时，湖北七普数据还显示，全省17个市州、直管市、神农架林区中，常住人口超过1000万人的只有1个，即武汉。武汉市常住人口增加 254.11万人，位居全省第一，该市常住人口为1232.65万人，占湖北省总人口的21.34%。

　　为继续做大做强武汉，《工作要点》进一步降低了武汉市落户门槛：推动武汉市全面落实取消进城就业和居住5年以上和举家迁徙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稳定就业生活的新生代农民工、农村学生升学和参军进入城镇的人口等重点群体落户限制条件，改进积分落户办法，确保社会保险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董玉整指出，湖北举全省之力继续做大做强武汉，提高省会城市首位度，是一个系统工程。从人口政策来看，不仅要靠人口总量的数量优势来支撑，更重要的是要靠人口素质的质量优势来夯实基础。

　　“作为建设中的国家中心城市，武汉对人口总量的要求、对于人口素质的要求，内容会更多，条件会更严格。”董玉整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一定的人口数量是基础，但更重要的是人口素质和人才层次，是人口、人才与地区发展的适应性和关联度。

　　“比如，一个地区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它所需要的不会是初中毕业以下的人口，而是需要本科毕业、研究生毕业的专业人才。”董玉整说，增加的人口、引进的人才，应该是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力量和未来保证。

　　武汉七普数据显示，10年间，武汉市常住人口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25191人上升到33867人，提高了8.68个百分点，仅次于北京（41980人）、上海（33872人），高于深圳（28849人）、广州（27277人）。

　　“这为武汉实现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历史性转变，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现实的、坚实的基础。”董玉整认为，武汉要发挥中心城市的核心作用和带头作用，需要继续释放人才红利，坚持数量与素质的统一，构建人口均衡型社会，从而更好地助力湖北实现“一主两翼，全域协同”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中西部人才争夺仍在深化

　　第一财经记者注意到，在中西部地区，湖北并不是第一个开放除省会外落户政策的省份。

　　2016年，四川省发布的《关于加强和规范人口登记管理工作的通知》就提出，各地要在2016年底前，细化和出台本地户籍制度改革方案及相关配套措施，落实全省除成都市外全面放开大中小城市和建制镇落户限制的要求，确保进城落户“零门槛”、公共服务同保障。

　　2017年，安徽省也发布了《关于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若干政策》，其中提到全面放开除合肥以外其他所有城市落户限制，引导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就近市民化，有序启动县改市、县改区工作。同时，鼓励合肥进一步放宽落户条件，已在合肥城区落户的农业转移人口，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子女、父母等，均可以申请落户。

　　去年，河南省发布的《2020年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中亦提出，要全面取消除郑州市中心城区之外的其他市县和省辖市落户限制，争取全年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200万人左右。

　　“这说明各地都把人口问题作为实现发展战略的基础性问题给予高度重视，并采取切实行动加以落实。”董玉整指出，各地逐渐意识到，要发展经济不能只关注经济指标，更要给予关注的是“人的指标、人均的指标以及人的综合素质的提高”。

　　与此同时，“针对少子化、老龄化，同时叠加城镇化、信息化的社会发展新特征，各地都有了紧迫感，都出现关于人口问题的积极焦虑，正向紧张，都在采取措施，吸纳人口、吸引人才，努力保持并努力拓展当地的人力资本禀赋优势，为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提供必要的人力资本保障。”董玉整说，现在各地都出台了新的落户政策，可谓“出门俱是看花人”，但真正有价值的、能出彩的，就看谁真正立在“新春”，而不是等待、迟疑、丢失了机会。